新婚夜，于凤至对张学良说：“汉卿，今后你在外头有多少女人，我不管，但是有一条你得依大姐，就是不能把她们带回大帅府。”但是婚后不久，他因为两个女人违背了这个誓言。

1897年6月7日，于文斗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婴，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让整个家庭沉浸在喜悦之中。这个女婴的哭声非常洪亮，当地的算命先生甚至断言，这个女孩将来必定富贵非凡。

于文斗为女儿取名“于凤至”，预示着她将拥有般的尊贵命运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，于文斗的决定显得颇为非凡：他让于凤至进入学堂，接受与男孩相同的教育。

于凤至仅7岁时，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文学才能，能够填词作对，人们称她为小才女。

1911年，于凤至14岁时，她与私塾先生一同前往草原游玩。在那里，她创作了《国门东》一诗，诗中描绘了塞外的壮丽景色和生动的自然细节，这首诗得到了先生的极高评价，甚至将她比作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文学家。

此外，于凤至的美貌也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。溥仪的弟弟溥杰曾经赞美她“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，清清秀秀的，宛如雨后荷塘中盛开的莲花”。

与此同时，于凤至的名声还吸引了东北势力首领张作霖的注意。因为于凤至的父亲在过去曾救过张作霖的命，两家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张作霖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并且认为于凤至与自己的儿子张学良是天作之合，便向于文斗提议两家联姻。

当时，于凤至才11岁，张学良仅8岁，两个孩子都还未成年。虽然两人的婚约已定，但鉴于他们尚幼，决定等几年后再举行婚礼。尽管如此，年幼的于凤至已将比自己小三岁的张学良视为她生命中最亲密的人。

1913年，于凤至入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，通过两年的学习，她逐渐展现出其聪明才智和良好的家政管理能力。1915年，她与张学良结婚，尽管这场婚姻是经由双方父母和媒妁安排的，年轻的张学良对这种传统的婚姻安排并不满意，他曾公开表示对这段关系的不甘和无奈。

婚后，于凤至继续提升自己的家庭管理能力，她不但勤俭持家，还孝敬公婆，使得庞大的张帅府日常运作井井有条。这种对家庭的管理，最终也逐渐改变了张学良对她的看法。他开始意识到于凤至的独特价值，逐渐从一种责任感转变为对她的尊重和赞赏。

随着张学良对于凤至态度的转变，他开始带她出席社交场合。于凤至的举止大方、才华横溢，使得张学良对她感到自豪。两人的感情也在共同的社交活动中得到加深，并在婚后第二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女儿张闾瑛。

1927年，张学良在天津蔡公馆的舞会上遇到了16岁的赵四小姐，赵四的出现不仅是张学良生活的一部分，更是威胁到了于凤至的家庭地位。尽管面临这样的挑战，于凤至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大度。她曾在婚礼上告诉张学良，关于外遇的事她可以不介意，但必须保持家庭的尊严，不可将外界的纷扰带回家中。

赵四为了能与张学良在一起，选择与家人决裂，处于无依无靠的境地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于凤至有着极大的同情心和理解，最终允许赵四以秘书的身份留在张学良身边。

于凤至与张学良的关系始于相互的尊重和信任，尽管他们之间未曾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她却始终被张学良视为心灵的伴侣。在张学良1933年被迫退位后，两人的命运更是紧密相连。张学良在政治风云变幻中感到迷茫与失落时，于凤至不仅在精神上给予他极大的支持，还在意大利之行中为他填写慰问诗篇。

西安事变后，张学良面临无比艰难的处境，于凤至毅然决然表达了与他共命运的决心。这种无畏的情感支持，为张学良在后续的人生旅途中提供了不少慰藉。即便在张学良被软禁期间，于凤至不惧艰险，坚守在他的身边，直至疾病袭来迫使她远赴美国治疗。

在美国，于凤至不仅迅速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，而且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，在股票和房产市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。她投资于具有历史价值的房产，如英格丽·褒曼和伊丽莎白·泰勒曾居住过的别墅。

于凤至在晚年时仍未放弃对张学良的思念和关爱。她计划将自己的部分房产转赠给张学良，希望这些房产能成为他晚年的栖息之地。尽管她在1990年因病去世，未能再次与张学良相见，但她在遗嘱中将所有财产留给了张学良。

她的墓碑上刻着“张于凤至”几个字，以及一段32字的墓志铭，深刻表达了她一生的爱情忠诚和对国家、对爱人的深厚感情。张学良对于凤至的生死相随，感慨良多，他在她墓前的长叹和拜祭，更是对于凤至一生忠诚和牺牲的最好诠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