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主席说:“那些大学教授只会啃书本，他们一不会打仗，二不会革命,三不会做工，四不会耕田。他们的知识贫乏的很，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。所以我常说，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起来是最没学问的人。他们不自惭形秽，只知道整天从书到书本，从概念到概念，其他一样也不会。”

毛泽东的读书观念深具独到之处，他认为读书不应仅仅为了积累书本上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。他反对那种孤立地、机械地从书本中获取知识的方式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。

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和军事理论的学习，并能巧妙地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具体的战略和战术中。例如，他精通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策略与《孙子兵法》的战略思想，这些古老的智慧被他用于指导现代战争的实际操作。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斗争中，他就展现了将古典军事理论与当时战场环境相结合的能力，有效指导了红军的行动。

在对待书本知识的态度上，毛泽东提倡应对经典著作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吸收。他认为，虽然书本是智慧的结晶，蕴含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，但这些内容并不能完全适应任何时代的需求。因此，必须根据具体情况，对书本知识进行选择性的吸收和应用，而不能简单地复制。

这种思想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国民党军队常常因为过度依赖书面战术和命令，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，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则能根据实际战场情况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，取得了许多战役的胜利。

毛泽东还特别强调，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之间不能有脱节。他本人在阅读斯大林的著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时，总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和实践，从而使得这些理论内容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革命的需要。

1927年，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，未被挫败，反而坚定了通过实践总结经验的重要性。他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期间，不仅重视军事和政治的策略调整，更注重如何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。

进入1930年代，共产国际派来的“留苏派”，例如王明，开始影响中央的政策决策。他们倾向于机械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，而忽视了中国的具体实际。毛泽东对此持批评态度，尤其是在这些理论被用来指导具体行动时的不适用性。这种对理论的机械应用导致了许多战略上的失误，最终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。

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中的表现，是他将个人经验与书本知识结合的能力，这种能力最终帮助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。

毛泽东的这一系列经历表明，他并非反对书本知识，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。他经常强调，书本是必须读的，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读书上。他认为理论的价值在于其指导实践的能力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他一贯的主张。

在对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处理上，毛泽东展现了其独到的见解和策略。他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，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革命方法论。这一点在他对待留苏派所推崇的教条主义时表现得尤为明显，他批评那些只知书本的学者，并不断地在实际工作中检验和修正理论。

1937年，毛泽东撰写了《实践论》。在此书中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性影响，认为所有人类的认知都源自实践。

书籍通常是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。在阅读过程中，读者通过理解和吸收书中内容，其实也在进行一种认知的实践。这种从书本到个人认知的转化，是知识应用和发展的重要环节。毛泽东在《实践论》中也强调了书本知识与个人实践的结合，认为只有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，才能体现其真正价值。

毛泽东强调，历史上许多理论的创立者，如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和斯大林，他们的理论成就不仅仅源于他们的智慧，更在于他们直接参与了当时的社会实践，如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。特别是列宁，他的著作《帝国主义论》和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，都是基于广泛研究和实践经验撰写的。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更是在伦敦图书馆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和研究后才得以完成。

1961年3月23日，在广州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。他指出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原则是基于深入调查和实践经验得出的。